黄健中

  已近耄耋之年，导演黄健中看起来依然精神矍铄。从影近60年，他仍没有退休的打算，生命中有创作，活得就很充实。采访中，他聊起了即将播出和正在筹备的新作《忽必烈》《庄子》，两部都是大部头的历史正剧。单是《忽必烈》，剧本就有163万字，相当于四部长篇小说。

  黄健中是中国电影史绕不开的名字，他和郑洞天、谢飞、吴贻弓、丁荫楠、滕文骥等人一起被划归为“中国电影第四代导演”。他的电影作品里，为广大影迷所熟知的包括《小花》《如意》《良家妇女》《过年》《我的1919》等。

  2001年，黄健中从北京电影制片厂退休，转战影视剧，从《笑傲江湖》《盖世太保枪口下的女人》到《越王勾践》《大秦帝国》，作品都有着上佳的口碑，他的名字几乎成为品质剧的代名词。

  黄健中的世界里似乎没有“服老”二字，“有人问，黄导，您现在还到现场拍戏？我说，不到现场拍戏，我的乐趣在哪？”拍《忽必烈》的时候，零下三十几摄氏度的环境里，黄健中乐在其中。年轻的一代往往会被这样的专业精神打动，但在黄健中看来，职业尊严就像是一种不言自明的本分，为同辈人共同遵守。

  黄健中心中的梦想澎湃如昨，总有新的领域吸引他去探索。

  “我把北影厂当作大学”

  1960年，黄健中19岁。在北影厂附属电影学校学习了半年，他就进了北影厂，从场记做起。剧组里的同龄人基本都是科班出身，相较而言，高中毕业的他并不占优势。他形容当时的自己就像一张白纸，好处是吸收起养分来消化得更为充分。

  黄健中的成长，得益于他酷爱读书、重理论。读书的习惯源自少年时代，他的二哥黄侯兴是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大学第一批文学系的研究生，受二哥的影响，黄健中年少时就系统地修了中外文学史，“所以我的知识结构比同一代的年轻导演要好一些”。

  黄健中说他就是一颗普通种子，有幸播撒在北影厂这片肥沃的土壤中。“我把北影厂当作大学，当时北影厂导演‘四大帅’水华、崔嵬、凌子风、成荫，还有谢铁骊，他们拍戏，我都在现场。”黄健中说，他的启蒙老师是这些知名导演，他的学堂就是片场，“我经常跟夫人说，我最大的幸运，是经历过电影大师的锤炼。”

  艺术这个行当可浅可深，崔嵬是让黄健中高山仰止的电影大师。

  黄健中分享了1963年拍摄抗日电影《小兵张嘎》幕后的一则小故事。这部电影在筹备了大半年准备开拍时，才确定交给崔嵬执导。扫了几分钟的剧本，崔嵬直截了当提出了几处硬伤。“小说里写到挖地道，但白洋淀是不可以挖地道的，挖下去一尺就见水。拍儿童片也要经得起生活的检验。”

  直到黄健中退休，他才真正读懂了崔嵬。“读懂两个字，‘自信’，艺术的自信从何而来？学识和修养。”

  诞生于1979年的电影《小花》，多少有点横空出世的味道。这部被誉为中国电影新浪潮诞生的标志性电影，虽为战争题材，但采用了当时很新的电影语言，比如精巧地运用了彩色的正向叙事和黑白的闪回画面，更为特别的是它突出描绘了战争中的人情，而非简单的英雄主义。

  同辈的导演谢飞也惊喜地说，这部作品不仅带火了电影行业，还捧出了3个明星。

  身为副导演的黄健中曾对《小花》的导演张铮说，原著小说《桐柏英雄》讲的是战争故事，但新中国成立以来，从《南征北战》到《红日》再到《上甘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战争片，艺术高峰难以超越，倒不如另辟蹊径。

  在筹拍时，黄健中无数次联想到他以往接触过的《广岛之恋》《长别离》等法国新浪潮影片，“跟我们所有以往的电影经验完全不同”，中国电影讲究有头有尾，层次分明。黄健中不按传统的路数，按意识流的创作方式改造了《小花》的剧本。

  “那时‘年轻也狂’，我把我以往的积累一股脑放在了《小花》中。”回想起当年，黄健中觉得自己自信且无畏。他说，与“第三代导演”前辈的作品更注重故事性不同，从《小花》开始，他非常想表现出电影这门艺术的独特性。

  创作最怕有“贵族气”

  这是一个富有探索精神的故事。1982年上映的《如意》是黄健中的成名作，该片具有中国传统诗学中所固有的气质——丰富的内涵美。将人物的纯朴、平静、喜悦与心酸混杂，环境和人物精神境界融为一体，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此后的一系列作品，黄健中始终贯穿着思想上求深和艺术上求新的鲜明个性，《良家妇女》《贞女》都体现出他对“探索片”独有的审美艺术追求。

  黄健中有自己的坚持：“一百名观众里，哪怕只有一名观众看懂了我的电影，我也要为他拍。”

  在取得声名和地位之后，却也要面对中国电影市场的商业大潮。他一度陷入困惑，按他当时的总结，他过去那些影片，也许艺术家们觉得非常精致，耐人寻味，但在很多观众眼里却是难以触及的镜花水月。

  黄健中开始重新认识自己，逐渐意识到“还要争取另外九十九名观众”。

  1990年拍《龙年警官》时，他开始追求雅俗共赏。1991年，云集了赵丽蓉、葛优、李保田、六小龄童等演员的《过年》，拍得更加富有生活情趣。黄健中把《过年》归结为“文化娱乐片”。

  人们慢慢发现，他的作品不再是阳春白雪式的存在，而是“宛如平常一首歌”那样朴实和自然。

  60岁领了退休证之后，黄健中的创作转向了以电视剧创作为主。他形容以前拍电影就像在写短篇小说，相较而言电视剧就像长篇小说，有更大的施展空间，而电影方面“该拍的都拍了，该尝试的都尝试了”。

  他对历史与现实的关切，对人性的关怀始终如一。如果梳理他的影像，特别是退休后的作品，就能很明显地感受到一种沉实。无论《母仪天下》《大风歌》还是《越王勾践》《忽必烈》，多是改编自文化气息浓郁、内涵厚重的文学作品，而且故事都极具民族性和传奇色彩。

  从2006年执导《大秦帝国》开始，在以前文案文字记录的基础上，黄健中为自己的工作加了一个貌似轻松实则沉重的砝码，在紧张辛苦的拍摄之余，开始记“导演日记”，后来更结集出版。

  “艺术创作最怕有‘贵族气’，贵族是脱离生活的，但艺术创作要参与生活，要在人们司空见惯的生活中发现美。”黄健中说。

  有个说法是，最好的演员，永远要进入角色的内心状态。黄健中也说，拍历史剧，他一定要触摸到历史人物的灵魂。

  这是他拍《越王勾践》时就意识到的。这次他拍《忽必烈》，从开始读剧本，他就把忽必烈的画像放在宾馆，外出也随身带着，“我一直在看，在琢磨”。

  黄健中不一定用已经成名的演员，《忽必烈》的一大特点是，剧中217个人物，蒙古族演员占大多数。

  “汉族人演蒙古人，更多是在‘演’，很难找到感觉。生活在马背上的蒙古人，与农耕文明影响下的汉人，行为举止、音容笑貌都不一样。”

  他始终记得恩师崔嵬说的一句话：“选演员选气质。气质对了，就能成功。”

  拍出字里行间的味道

  2011年，在黄健中从影五十周年作品研讨会上，谢飞导演说：“黄健中不断地吸取新的东西，不断往前走，这是很难得的。”

  在黄健中看来，人的生命力体现在求知欲。“人在青年、中年时期求知欲最高，而年迈之时仍对一切抱有好奇心、求知欲，是心态年轻的关键。”

  很多人说，黄健中是真正的学者型导演，他的身上散发着浓郁的书卷气。

  “我基本上读书都能记得住。”他说，不是说记忆力好，而是他一直有三个习惯：做笔记，与人分享心得，同写作者“对话”。“读书读到最后都是跟著书人在对话。我经常告诉我的学生，拍戏不是拍故事，而是拍字里行间的味道，读书也是如此，读的是味道。”

  黄健中沉浸于导演的身份之中，这个职业带给他无与伦比的满足感。

  这些年请他拍戏的投资方最初往往都有些许犹豫，“黄导会不会年纪大了些？”拍《忽必烈》之前也是如此。但投资方带着监制等人到黄健中家里聊了一个小时后，随即拍板要签合同。

  《忽必烈》的剧本有163万字，粗剪版本是104集的体量，精简后也有76集。年轻一些的剪辑师会诧异于黄健中的记忆力。“我说这场戏肯定落镜头了，后来一看还真是。516个场景，217个人物，全都装在我的脑中。”

  在他看来，决定身体素质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心胸的宽阔度。“我们拍戏，我不会说要在零下三十几摄氏度的环境下拍，我就叫副导演去，我一定要自己去拍。”

  几十年的导演生涯中，他从不迟到，有着很强的时间观念。“我拍戏快，到了现场马上告诉他们怎么布景，演员不管多大的腕儿，必须背好台词进入现场，你不能到了现场再对台词。我们电视剧哪怕一天拍十页纸，照样早上6时出工，下午6时收工。”

  《小花》是在黄山拍摄的，那是在四十年前。片中，刘晓庆饰演的何翠姑戏份不多，但片中最美的一段戏非她莫属。陡峭的悬崖上，翠姑肩勒担架，跪着，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爬，哪怕膝盖磨出了血。

  在很多次采访中，黄健中都会提到黄山。比如他曾说，希望80岁那年，再爬一次黄山。而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专访时，他感慨道，做导演不仅要拼智力、拼体力，更要具备一种不言败、不服输的黄山松精神。

  “黄山松是从石头缝里长出来的，是有个性有魅力的，也是顽强的。做人也要如此。”黄健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