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Z，这个问题其实没有想象中的简单，并不能用“法兰西（欧洲）人天性放荡”来进行宽泛的解释，实际上这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

巴尔扎克所描述的时代是1810-1830年代，这是法兰西的近代。
在巴尔扎克的作品里面，有些上流社会的夫人生活放荡，是有两个基础性的原因。
第一，她们的婚姻基本上是“门当户对”的考虑，而且是父母或者长辈指定的包办婚姻，没有多少感情基础。

这一点其实不用太多解释，巴尔扎克的作品（乃至真实历史里面）例子比比皆是，鲍赛昂子爵夫人、但斐纳和阿斯特娜齐姐妹都是如此，不用多做解释。

感情生活不畅是她们偷情的总根源（如果感情生活很好，那么即使是贵族妇女，也不会去轻易偷情，比如《苏镇舞会》里面的德-封丹纳伯爵，他是路易十八宫廷里面很得宠的贵族，但是他和他夫人的感情很好，生了七个儿女，并且夫人也十分贞淑。）

但是，感情生活不畅，并不会一定造成夫人偷情的结果，有些人会选择默默忍受（比如《三十岁的女人》里面的公爵小姐朱丽，她嫁了虚有其表的丈夫之后虽然很快后悔了，但是出于宗教热情还是默默忍受了下来，最后郁郁而终。）

而有些人才会选择偷情。

那么，最重要的是，丈夫为什么会忍受呢？是因为法国男人天生大度吗？有一部分人是如此，但是最为重要的是第二个原因，当时的社会习俗当中，妇女结婚的时候，父辈要给予一定数量的嫁妆，而妇女对嫁妆具有处置权。

财产的处置权代表了婚姻的自主权，正是因为有了嫁妆和对嫁妆的自主权，法国上流社会的妇女们才可以得到行动上的自由。

在《高老头》里面，但斐纳正是因为有了八十万法郎的嫁妆，被她的丈夫借去使用了，所以她的丈夫银行家纽沁根男爵就任由她自由。

原文：“唉！可是他告诉我生意的情形。据说他拿我们两人的资本一齐放进了才开头的企业，为了那个企业，必得放出大宗款子在外边。倘若我强迫他还我陪嫁，他就要宣告清理；要是我肯等一年，他以名誉担保能还我几倍或者三倍的财产，因为他把我的钱经营了地产，等那笔买卖结束了，我就可以支配我的全部产业。亲爱的父亲，他说得很真诚，我听着害怕了。他求我原谅他过去的行为，愿意让我自由，答应我爱怎办就怎办，只要让他用我的名义全权管理那些事业。为证明他的诚意，他说确定我产权的文件，我随时可以托但尔维先生检查。总之他自己缚手缚脚的交给我了。他要求再当两年家，求我除了他规定购数目以外，绝对不花钱。他对我证明，他所能办到的只是保全面子，他已经打发了他的舞女，不得不尽量暗中搏节，才能支持到投机事业结束，而不至于动摇信用。我跟他闹，装做完全不信，一步一步的逼他，好多知道些事情；他给我看账簿，最后他哭了，我从来没看见一个男人落到那副模样。他急坏了，说要自杀，疯疯癫癫的教我看了可怜。”


而她的姐姐，阿斯特娜齐也同样如此，她拥有八十万法郎的嫁妆，嫁给了雷斯托伯爵（复辟时代里面，贵族都经过了流亡生活刚刚回到法国，很缺钱，所以为了钱同新兴的资产阶级缔结了很多婚姻，在巴尔扎克的作品里面例子比比皆是），正因为她有这样一笔财产，所以雷斯托伯爵就对她私通德-特拉伊伯爵的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然而，后来阿斯特娜齐被花花公子德-特拉伊伯爵骗光了自己的资产，还暗中拿着雷斯托家族的家传宝石卖掉给情夫还债，伯爵得知之后大为恼怒，然后将伯爵夫人限制了自由，再也不许她见情夫（失去了财产的伯爵夫人，也相应地失去了自由）。


也就是说，当时上流社会的女性，其婚后生活的自主权，是同她娘家给她的嫁妆数目息息相关的，并不是说无论如何，她想怎样就怎样。

我们来看一个反例：在《夏娃的女儿》里面，格朗维尔伯爵的小女儿欧也妮嫁给了大银行家杜-蒂耶（他是纽沁根男爵的一个得力助手），杜-蒂耶为了攀一门和贵族的亲事，所以选择没有要嫁妆而娶了她（在近代法国也不乏其例）。

在婚后，因为没有嫁妆，欧也妮的自由受到了十分大的限制。

再来一段原文“……在我丈夫眼里，我不过是他用来炫耀奢华的一只衣帽架，是他野心的标志，是他虚荣心的一种满足。他对我既没有真正的感情，也缺乏信任。费迪南就象这大理石一样冰冷而光滑，”她一面说一面拍拍壁炉台，“他总提防着我。我要是为自己要点什么，肯定会遭到拒绝；可是，能够满足他的虚荣心、能炫示他财富的东西，我甚至不用要就可以得到：他装饰我的住房，他为我的吃喝花费数量惊人的钱财。我的仆人的服装，我在戏院的包厢，总之凡是人们看得见的，都极尽奢华之能事。为了摆阔，他什么都不吝惜，他可以给孩子的襁褓镶上花边，但对孩子的哭喊却无动于衷，也不知道孩子真正需要什么。你懂我的意思吗？别看我去王宫时满身珠光宝气，别看我出门时佩戴着贵重的小玩意儿，其实一个铜子儿也不在我手里。杜·蒂耶太太也许叫很多人羡妒，人家以为她在金子里游泳，可没有一百法郎是属于她自己的。一个父亲要是不管他的孩子们，就更不会把孩子的妈放在心上。唉，他可真让我感到我是他花钱买来的，我的个人财产（其实并不由我支配）是从他手里抢来的……”

“在这儿，我象王后一样过着有规律的生活。到了午饭和晚饭的时间有人敲钟，就象在你的庄园里那样。我总是在固定的时刻由两个穿号衣的仆人陪着到树林里去散步，也总是在固定的时刻回来。我不能发号施令，而只能接受命令。比如，我正在跳舞或者正看着戏，听差走过来对我说：‘夫人的车子备好了，’我就得在兴致正浓的时候离开。如果我不遵守他给我规定的那套礼仪，他就会发脾气，那可真叫人害怕。这可诅咒的富贵生活使我留恋过去，使我觉得我们的妈妈是个好妈妈，她至少夜里不管我们，我可以跟你谈话。那时候我生活在一个疼我、并且和我一起受苦的人身边；而在这里呢？住在这豪华的公馆里，我却好象置身在沙漠之中”

由此可见，在近代的法国，除非丈夫天性喜欢让妻子去放荡（即使在法国，这样的丈夫也是很少的），妇女的自主权其实是来自于对嫁妆和对嫁妆的自由支配上面。


另外，嫁妆并不是法国独有的事物，在整个欧洲都是如此，从近代文学当中可以看到很多例子。

在英国的《简-爱》里面，作者侧面写出了那些中产阶级家庭出身、被迫出去当家庭教师的女子的苦楚，她们攒不起嫁妆，除非愿意嫁给底层人士（当然她们一般是不愿意的），否则可能一辈子都结不了婚只能孤独终老，有时候甚至还要为了保住职位，对雇主的某些需求提供满足（所以在欧洲近代文学里面，和老爷或少爷私通的女家庭教师比比皆是）。

当然，这位可爱的女作者还是为主角留下了一个爱她到了极点、也富有到了极点的霸道总裁，这一点颇为令人欣慰。


在俄国的《战争与和平》里面，罗斯托夫伯爵的女婿要求丈人为他的未婚妻准备8万卢布的嫁妆，否则就不肯娶他的女儿。

贝格已经当了一个多月的未婚夫，离举行婚礼只有一个星期，伯爵还没有解决备办嫁妆的问题，也没有亲自和妻子提及这件事。伯爵时而想把梁赞的领地拨给薇拉，时而想卖出森林，时而想贷进一笔钱。结婚前几天，贝格一清早就走进伯爵的书斋，面露愉快的微笑，恭恭敬敬地请他未来的岳父告诉他，伯爵小姐薇拉可以得到什么妆奁。伯爵一听到这个老早就预感到的问题，觉得不好意思，他未经深思熟虑便说出他头脑首先想到的话。
“你这样关心，我很喜欢，你感到满意，我很喜欢……”
他于是拍拍贝格的肩膀，站起来，想停止谈话。但是贝格面露愉快的微笑，解释说，如果他没法确切地知道他们会拨给薇拉什么财产作嫁妆，如果他不能事先得到他们预定拨给她的陪嫁中的哪怕一部分，他就不得不拒绝这门婚事。
“原因是这样，伯爵，请您考虑一下，如果我现在没有一定数量的钱财来维持妻子的生活，就让自己来结婚，那我就算干了可鄙的勾当……”
谈来谈去，谈到最后，伯爵想对他宽宏大量，不要他一再提出要求，于是开口说，他给贝格八万卢布的期票。贝格温顺地微微一笑，吻吻伯爵的肩头，并且说，他非常感激，但在没有得到三万卢布现款以前，现在决不能安排新生活。
“伯爵，即使给两万卢布也好，”他补充说，“那末，期票只给六万卢布。”

由此可见，嫁妆和嫁妆所带来的自由权利，在欧洲各地都是常见之事。


可能我光说文学例子有些不够有说服力，我来说说一个现实例子吧。


我们亲爱的马导师，他的妻子燕妮就是普鲁士名门贵族之后（她的哥哥后来当了普鲁士内政大臣），他与燕妮私定终身，但是她家并不喜欢马导师（马导师是犹太人，而且并没有贵族头衔，有违贵庶通婚规则）。
在导师好燕妮的坚持之下，他们后来还是结婚了，然而，因为以上这些原因，以及高傲的马导师不肯跟燕妮一家服软，她家却没有给燕妮嫁妆……于是马导师和燕妮来了英国之后就吃了不少苦头（当然，这也是因为这两个少爷小姐都不会持家，消费习惯大手大脚）

后来，马导师生平第一次跟岳母服软了，于是他得到了一万五千塔勒的零花钱……

不要觉得马导师和夫人过得惨就觉得他们出身低，他们真心都是少爷小姐出身啊……






所以，总结一下，这些婚姻不幸的上流社会夫人们之所以可以偷欢，主要是她们带去的嫁妆给了她们行动的自由权。


同时，在近代欧洲（尤其是经过了大革命洗礼的法国），贵族和平民的藩篱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了，一个有钱人，可以通过不要嫁妆的方式，娶到那些没有多少钱而且为嫁妆发愁的贵族家庭的女儿。并且可以尽情摆布她。

没钱，在任何时代都没有自由，哪怕名门贵妇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