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周

1818年，玛丽·雪莱的《科学怪人》（Frankenstein）出版，这个被疯狂医生用闪电复活的人造人形象书写了科幻小说（ScienceFiction）作为独立文学种类存在的第一页。

而在中国，虽不乏偃师造人等技术幻想故事，但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科幻作家贾立元看来，“科幻小说”在中国的真正诞生是在甲午之后中国所落入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进步的知识精英鼓呼学习西方的现代文明救国图强，“科学”作为铸造出坚船利炮的最显然的功臣成为了他们所开出的救国药方最要紧的成分，“小说”则以普及大众的魔力成为重要的配料。

在由他的博士论文出版的专书《“现代”与“未知”：晚清科幻小说研究》中，贾立元将“科幻”在中国的发轫定义为以“现代”眼光对“未知”世界的探索，而非仅仅对技术发明的幻想。

他将梁启超于1902年在他一手创办的《新小说》杂志连载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视为中国科幻谱系的起点。梁启超在这部小说中畅想60年后繁荣的中国，从“未来”追忆回忆维新如何成功，继而如何铸造而成了一个在国际舞台上甚是强大的中国。贾立元认为，这是一个崭新的充满“现代”眼光的作品，以进化论为基点，“处处投射着新的公理世界观、世界历史中的民族竞争与进步观”，并开启、引导了中国“未来”小说的潮流。

不仅如此，在他的考证中，梁启超将作为西方科幻小说起点的《科学怪人》的形象引入到了中国人复兴图强的民族寓言的脉络中，由他所整合发明的西方对于中国的比喻“睡着的狮型怪物佛兰金仙（佛兰金仙，即弗兰肯斯坦）”，经过种种流传、变型，最终成为了所谓起源于拿破仑的“睡狮论”。他也指出，《新中国未来记》和《科学怪人》在故事层面有相当多的相似性，并且都超前地体现出了在“未来”对“现代性”的焦虑。

在梁启超之后，吴趼人、蔡元培、包天笑等一批文化精英沿其路继续放眼“未来”，写下了一大批以“科学”为重要成份的未来故事：“黄白人种之间终将有一场大较量，对未知岛屿或星球的勘察与征服是中国复兴的依托，科技法宝是制胜关键，更是中国重回世界中心后引领人类迈入大同的保障；而当物质的进步不能带来终极幸福，就要求助于有关‘灵魂’之科学，来激发‘心’的伟大潜力。”

对于如今的科幻读者而言，这些知识精英们所描写的幻想场面也不可不谓之狂想绮丽：主人公不仅如在儒勒·凡尔纳笔下那样漫游了地心，且竟可以将灵魂掷地弹跳后进行了太空漫游，并发明了造成全地球三分之一以上人口的失业“脑电”（《新法螺先生谭》，徐念慈，1905）；在一场虚构的未来黄白人种大战中，出现了世外高人所献的可使数万吨铁甲军舰顷刻成灰的“化水为火法”和使敌人不得夜视的宝物“追魂砂”大扬其威，很难想象其原型来自于报章上对西方的以水置氢法和新发现的“镭”元素的介绍（《新纪元》，碧荷馆主人，1908）；在《红楼梦》结尾处遁入空门的贾宝玉再入红尘，乘飞车猎大鹏、坐潜水艇漫游海底（《新石头记》，吴趼人，1908）。种种小说家们不甚了解、甚至充满误解的科学新知，经过无节制的放大、想象，造就了晚清科幻中盛产不符科学却以此战胜西方的“法器”“奇观”，但值得玩味的是，他们笔下大获全胜的未来，却又会戏剧般地再次崩解。正如贾立元所写道的，“故事外，科学幻想的美梦怕也不能真的抚慰家国之痛，作者们便自曝游戏笔墨之态，颇有玩世不恭之味，背后则是道不尽的愤世嫉俗和彷徨无路”。

贾立元将晚清科幻比喻为一座文字形态的“未来博物馆”。他认为，和那些从四方搜集文物并按一定规则来组织陈列的真实博物馆类似，这些知识精英兼小说家们，也努力四处搜求各种时髦的“现代”新知，推演未知世界的种种可能，并运用小说的笔法将其编织起来。从技术奇观、风土人情、动力学模型到外星宇宙，“拟想时空中的万千景观”，都被如同真实的历史一样，被“复原和展示”，以面向当时的“游览者”，也就是以期被教育的大众。而对后世读者而言，这些作品确如一个个微型博物馆，不过展览的确是真实历史中有过的种种对“未来”的想象。

|访谈|

冯周：作为一位科幻小说家，您为何有兴趣对晚清的科幻小说展开研究？如今的科幻小说普遍关注星际移民、外星人等主题，据您的研究，晚清的科幻小说是否也有一些普遍的主题？

贾立元：研究晚清科幻最初是因为要选择一个合适的题目来做博士论文。我在硕士学习期间，学界对当代科幻关注得比较少，我选择了刘慈欣和韩松两位作家作为硕士论文的重点讨论对象，等到读博之后，我转向了中国科幻的起点阶段，想看看中国人最初是在什么情况下对科幻发生兴趣的。

星际探索、外星文明等问题，在晚清科幻中就已经出现了。其他问题，比如在人类不同族群之间的竞争、高科技战争的风险、用技术手段消灭病菌延长寿命、用技术手段实现粮食增收、人工生育技术解放女性等等，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科幻中也已经写到了，而这些问题在今天依然备受关注。

冯周：您写道，“作为‘科幻’标志性存在的，并非对技术发明的幻想，而是一种‘现代’眼光对‘未知’的探索。”王德威等学者对于晚清文学，包括晚清科幻小说的现代性研究影响相当深远，您认为您这本专著在前人的基础上的最大的突破和贡献是什么？在您看来，如今的中国科幻文学和晚清科幻文学之间，是否还存在脉络的联系？

贾立元：我确实尝试在参考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做出一些自己的发现，主要的着力点有三个方面。

一是借助近年来越来越丰富的各类数据库资源，进行材料方面的深挖，一些对于以前的学者来说很难求证的问题，现在可以比较容易地得到解决。比如，碧荷馆主人的长篇军事科幻小说《新纪元》（1908）套用传统神魔小说的斗法模式，描绘了百年之后黄种人与白种人的一场世界大战，展示了各种高科技武器，其中一种名为“追魂砂”。由于名字带有浓重的神魔味道，它很容易被当作古老东方的秘宝，因而历来最受研究者诟病，被想当然地认作传统神魔小说元素的残余和早期中国科幻小说不够“现代”的佐证。不过，该书的广告宣称：所有法宝均有科学来历，绝非“王禅老祖与黎山老母之法宝”。于是，我从法宝的解说文字中挑选一些词句作为关键词，在几种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发现确有原型，作者显然从《政艺通报》、《东方杂志》等期刊上的科技新闻中得到了灵感，甚至将新闻中的一些文字整段搬运进小说。“追魂砂”其实就是居里夫妇发现的“镭”。因此，质疑作者在未来的黄白大战中搬弄东方魔法实为误会。进而我们也能确认，尽管晚清时候还没有“科学幻想”这个概念，但当时的小说家从书报上的科技新闻获得灵感，想象未来，这种工作方法和今天的科幻作家没什么根本区别。

二是对重要作品进行细读，发现了一些前人没注意过的问题。比如，吴趼人的《新石头记》（1908）此前已被研究得非常多了，但对于故事中极度发达的“文明境界”，历来的研究者都只关心其命名方式所带有的儒家色彩，却无人追问此地究竟有多大。我根据书中的信息计算了一下，竟发现此地的总面积竟相当于地球表面积的十倍，颇为离奇。为何如此？我在著作中做了具体的分析。

三是对既往研究的一些观点进行回应。比如，在后殖民理论的影响下，一些学者用理解欧美“科幻”的方式去理解晚清科幻中的叙事，提出了一些有意思的观点。不过，这些观点和我的阅读体验有不一致的地方。我认为，从科幻与帝国、殖民之间的关系来考察中国科幻，就很容易将作品变成一种佐证，以中国案例验证后殖民理论在西方科幻中已经得出过的结论。于是，晚清科幻中的所有探险情节就都可以解读为殖民征服的翻版，是对帝国主义baoxing的不自觉模仿，就连最被看重的《新石头记》也一样不能跳出殖民话语的陷阱。由此，给人的最终印象就是：晚清的知识精英们深陷在“现代”的迷思中，不论怎样挣扎，都无法突围。这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局面：新的理论视角在“丰富”作品内涵的同时又变成了另一种“简化”。我尝试在自己的阐释中与这些观点进行辩论。

至于说如今的中国科幻文学和晚清科幻文学之间，是否存在一条脉络，这主要取决于从什么角度来看。晚清科幻在今天主要是作为研究对象，它们对小说家来说应该没有多少直接的影响。但如前所述，今天的科幻作家仍面临一百多年前的科幻创作者面临的一些重要问题。

冯周：在书中，您着重分析了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世界末日记》，康有为、谭嗣同这些晚清改良者的名字也随处可见。在这个意义上，晚清科幻小说是否也可归类到“政治小说”、“革命小说”的范畴中？作为创作者的改良者，是如何在天马行空的写作中注入推动大众改革现实的目的的？在现实改良的不如意面前，是否又诞生了更似魔幻现实主义的“讽刺小说”？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对于“现实”的重视，是否更胜过“未知”？

贾立元：当时为了满足大众的小说阅读需求，发明了许多小说分类标签，功能有点像今天不少书封底会有的“上架建议”。但其实晚清时期这些标签的使用非常随意，同一个小说可以被贴上多种标签。

关于推动大众改革现实，梁启超翻译的《世界末日记》是个例子。他在译后语说：国家危难之际，刊登220万年后太阳冷却、人类凋零的故事，是为了传达“一切皆死，而独有不死者存”的道理。一些研究文章对这个译后语的理解也是各有说法。后来结合梁氏当时的宗教观，我才确信他是希望恒星级别的末日景象能让国人改变好生恶死的心态，获得舍生取义的觉悟，为拯救苍生而献身：肉身会死，地球会亡，但灵魂和爱会在星空中永生。在这里，看起来离现实比较遥远的“世界末日”问题，目的是为了给大众注入改革现实的勇气。

在康有为规划的人类终极理想蓝图中，科学是祛除病苦、获得幸福的保障，是人种改良的依据，而对天文学的研究则赋予他遨游星空的幻想，令他在半生失意后的晚年获得解脱；传教士傅兰雅展示的古老化石、X光片和他当作最新科学介绍给中国读者的《治心免病法》，则让谭嗣同感受到天地众生进化不已的震动，找到沟通万物的“以太”作为灵魂不死的依据，带他走向舍生取义的归宿。这些今日看来带有科学幻想色彩的思想和实践，却被当时那些努力破解着西方进步之谜的仁人志士们严肃而认真地考量着。

冯周：对于阅读晚清科幻小说的现代阅读者而言，“历史”似乎成为了我们更加注意的部分，诚如您在书中耗费了大量篇幅来写清楚晚清催眠术的流行和革命者对其兴趣的脉络。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知识界对于催眠术的兴趣被放到了“心学”的视野中，那么，对于当时的创作者而言，“历史”或者说“传统”，是否也是他们关注和处理的重点？特别是对其中像吴趼人这样的改良者而言，练习在小说中处理“现代”和“传统”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平衡，是否是对他们现实中政治主张的一种预演？

贾立元：这个还是可以用吴趼人作为例证。在他看来：西洋的道德不足取，当下（晚清）的中国道德亦已沦丧，急需恢复和发扬民族文化的本根——儒家文明。出于这种认知，吴趼人在生命的最后十多年里倡导保存“国粹”。所以在《新石头记》里，主人公们居然遇到了庄子笔下的大鹏，狩猎成功后，将其制作为标本，放进了“文明境界”的博物院中。问题是，大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以如此方式为“国粹”正名，实在自相矛盾。故事中的大鹏从“生”到“死”的悲剧性陨落，可以成为那个时代“传统”与“现代”之关系的一个比喻。

冯周：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晚清科幻小说的创作者，主要是精英知识分子阶级，他们关注的是“庙堂之高”，创作的也是更宏观的“乌托邦”。您在结语那节，打捞了最初作为“科学小说”作者的鲁迅。晚清科幻小说是否对“新文化运动”有所影响？“新文化运动”倡导“赛先生”，但在五四期间，为何没有掀起“科幻小说”的风潮？在某些意义上，我们可否将《故事新编》也视为科幻小说？

贾立元：有一段时间，研究者有一个印象：中国科幻兴起于晚清、沉寂于民国。然而，近年来的调查发现，较之“晚清科幻”，民国时期的幻想文学是一个远未得到系统梳理的领域。许多鲜为人知的科学幻想以小说、戏剧、图画等各种形式散落在报刊中，相关的理论讨论也从未停止。我目前正在整理晚清民国时期与科幻相关的一些理论资料，其中晚清的部分有8万字，民国的部分则有40多万字，这个比例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当然，变化肯定是有的。与“五四”之后的情况相比，晚清时期的人们对科幻的功能有更高的期待。比如鲁迅年轻时曾说“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后来就没怎么对科幻小说发表过看法了。而我在最后一章想要阐述的是：鲁迅对“科学小说”的热情和放弃，是一种“继承”和“否定”的辩证法。

《故事新编》我很喜欢，不过它无论如何也不算是科幻小说。鲁迅的小说没有一篇能称为科幻，因为他后来不觉得科幻小说有多重要了，顶多《理水》中写到了奇肱国的飞车。但另一方面，民国时其实不少重要的文化人士仍在讨论、翻译或者创作科幻。

冯周：在你的《中国科幻大片》一书中，有个小故事是讲秋瑾是“V字仇杀队”的一员。作为创作者而言，对于晚清科幻小说的研究是否有反哺到你的创作中去？如今中国的网络文学超过5亿用户，应当可以代表大众阅读的一种偏好，其中“穿越”小说是最热门的种类之一，为何现代大众会更痴迷以“现代”眼光对“过去”进行探索甚至改造？

贾立元：老实说，我开始写博士论文之后，小说创作就很少了。《中国科幻大片》是在正式动笔写博士论文之前完成的。不过查阅晚清资料，确实发现一些很有科幻感的事，也曾经考虑把它们写成故事，不过目前还没有执行。但愿学术研究能早日反哺到我的创作中吧。

我对网络文学没什么研究，只是感到今日因网络而兴起的小说创作与晚清因现代印刷技术的传入而兴旺的小说创作之间有不少相似之处：都因媒介变革而起，都成为新的谋生之道，都良莠不齐，都偏好类型化创作，都有许多异想天开，都在“主流”文化之外，都备受欢迎……也许这里面有值得深入分析的问题。

至于“穿越”故事的受欢迎，也许是因为当我们在“现代”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历史”也和“未来”一样，蒙上了了陌生感。如果说“科幻”热衷探索人类要往哪里去，“历史”则能告诉我们从何处来。这两个问题，都值得我们关心。

（点击查看原文）